【要闻】全国31名省级高院院长中7人无任何法学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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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任命映射了司法的现实困境，依靠本级党委的提案权，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以保障。 如果偏重上级法院的协管权，这样的自上而下人事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容易影响现有的上诉制度

本刊记者/申欣旺

在法官卖淫和“敌对势力”论中，今年4月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备受关注。

上海高院法官卖淫事件发生后，崔亚东在比较上海法院系统的“集中教育专业建设”大会上表示，“只是少数法院干部严重腐败堕落，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环境的质疑，国内外敌对势力对党和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民根据公开资料，对崔亚东的学历提出疑问，说“他只有中央党校在职大学的学历”。

不仅如此，根据官方资料，全国31名高院院长中，大学学历17名，党校学历(包括党校在职研究生) 14名。 法学班出身的11名(包括研究生)没有法学学历的7人法学学历也没有大学经验的3人。

高院院长的学历是什么

法官必须知道法律，更别说是担任二级大法官的高院院长了，他们的知识背景备受瞩目。

15年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提出了“复员军人进入法院”的法院专业化问题。 此后，职业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推进目标。

但是，“党管人才”的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大体相同，因此现实中大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知识和学历背景也完全不同。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国家实行法官等级制度，大法官设有一级、二级，其中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法官，副院长为一级至二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

目前，中国一两级大法官总数为47人，包括最高司法机关的13名大法官、31个地方高院的32名大法官(新疆高院党组书记和院长分开设置，均为二级大法官)、军事法院的2名大法官。 这个数字远远高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名、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15名的人数。

据最高法院官网报道，13名在职大法官，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徐家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委员刘学文、贺荣三人没有具体学历资料，其他所有人平均来自法律本科科班。

相比之下，地方高院二级法官的学历一直很繁杂。 32名地方高院二级法官中，只有天津、吉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长出身法律本科班，其他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通信专

和其他党政治系统的官员一样，在10名地方高院大法官的资料中，很多无法显示第一学历，第一学历是技术学校、中专、通信大专，在中央党校学习、进修，达到本科和研究生学历。

法官的晋升途径

根据学历的背景，法官的晋升路径也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的13名大法官中，很多人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 首席法官周强从湖南省党委书记晋升，以前进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前在司法部工作，担任法制司长，长期从事法律相关工作。 一级大法官沈德勇从江西省高院刑一庭长、副院长暂时调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1998年底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

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西晓明、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高向往宏等毕业后直接进入最高法院，从普通陪审员晋升为大法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认为:“法官通过审判案件对法律和司法做出贡献很少，但法官个人法院的经验对其信誉度有很大影响。”

与最高法院不同，地方高院的大法官大多来自司法系统的外部。 根据公开资料，内蒙古、河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高院院长均在二级法官面前首先在地方担任党政府职务。

例如，内蒙古高院院长胡毅峰毕业于包头铁路技术学校桥隧道专业后，从呼和浩特铁路局下属的工务段开始，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多个岗位。

宁夏高院院长李彦凯从海原县助理征税员开始，从海原县法院常规干部晋升到吴忠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宁夏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等十多个岗位，最后可以晋升宁夏高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法院研究的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忠准表示:“除语法和司法解释外，各种实体法、导论法的非正式起源、习性方法和各种地方性司法知识，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在法院长期从事，

崔亚东从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常务委员、政法委员会书记调任上海高院代院长。 在那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自1974年从部队退役以来，一直从事公安工作。 人们担心这种职业经验和司法事业存在很大的知识差距。

谁能担任法官？

法院认为独立审判是宪法的重要意义，但在中国，无论是地方官员晋升为高院院长，还是最高司法机关下降“空”，还是政法机关内部的交流，高院院长作为副省部级的地位，依然是官员晋升的重要位置。

行政化的任命，对“独立审判”有很大的影响，也见于建国后法院所长的任命制度的变迁。

1949年建国之初，国务院规定:“今后各地传唤司法事业的主要干部时，必须事先征得上级司法部门的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但是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改变了迄今为止法院的上下级之间的体制，法院的司法行政业务由政府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文革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恢复了上级公、检、法机关的管理权，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部署，得到了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 1983年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体制进行重大调整时，也维持了这种“主管+赞助”的方法。

由于处于副省级干部行列，高院院长由中央管理，根据《党政府领导干部选拔录用工作条例》第32条的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录用建议” 据此，本级党委有任用提案权，最高法院有协管权。

2007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具体规定，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人民法院的领导小组、领导干部时，上级人民法院的党组必须派人员参加考察。 地方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和院长的任免、调动得到上级人民法院党组的同意。

根据刘忠的研究，“法院是专业知识很强的业务型机构，特别是法院之间有审级分工、业务指导等关系，关于现在的法官和即将成为法官的人员所需要的业务水平、专业技能，在内部新闻的识别上，高级法院 ”。

但是，地方党委并不是什么都没做。 刘忠表示，同级党委表示，“对院长以外人员任免的决定权和编制、等级、财政装备等几个事项上的审查权对院长构成了反体制。 ”。

学者说，在现实中，如果不得到地方党委的同意，最高法院很难行使高院院长对人选的协管权。 由于地方是法院院长选择的强势地位，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很难保障审判独立。

为了防止“外行领导人内行”，最高法院以立法的形式强化了协管权。 2001年新设的《法官法》进一步限制了法官的任职资格:“大学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大学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信息，从事法律工作两年”

刘忠说，“这里的学历增加到本科，不是重要的编辑。 多个党政治领导干部在党校、通信和各种职业大、夜大、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学位。 在党校学历教育中，人数最多的两个专家之一是行政管理，另一个是法律。 总之，就是把本来粗略规定的“事业”变成“从事法律事业”。

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工委员会解释说:从事法律事业:从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事业。 从事审判、检察工作的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的律师、从事法律教育、研究的党的政法委员会及政府部门的法律事业。 这意味着法官的来源受到了很大限制。

尽管如此，“从事法律”的事业范围依然广泛，地方对高院院长的任命依然有广泛的选择空，公安局长被任命为法院院长时，公众有很多疑问，但在制度上没有受到谴责。

之后，差额的推荐和异地交流工作的实施方法被认为是以防止司法地方化为目的的。 但侯猛表示，实施异地交流工作实际上会使上级法院方便下级法院的干部，这可能会影响现有上级法院的独立地位。

道理很简单，上级法院的法官在面对原同事在下级法院做出的判决时，不容易做出改变，最好的选择是维持原判，上诉制度有可能形式化。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官的人事配置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后者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不治之症之一。 ★2